司徒雷登晚年：处处被人限制 很想回中国

   11月17日，司徒雷登的骨灰归葬杭州。日前，记者探访了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的女儿傅海澜，她讲述了司徒雷登的晚年境况。

     应召回到美国

    司徒雷登1949年末应美国国务院所召，返回美国。随行的有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一家。司徒雷登当时已是73岁的老人了，知道

    自己离不开傅泾波。傅泾波来华盛顿得到了马歇尔将军的特批。

    当年正值新中国成立之时，美国对华关系十分微妙。司徒雷登在中国时就曾有过与中共方面接触的想法，结果未能如愿。司徒雷登一回到华盛顿，美国国务院立即向他下令三个不许:不许演讲，不许谈美中关系，不许接受记者采访。

    司徒雷登及傅泾波一家先是租公寓住，1953年，傅泾波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凑了3万美元，买下了现在这所房子，一家老小搬了进去，司徒雷登当然也就成了傅家的成员之一。

    由于国务院有令，司徒雷登的社交十分有限，大多是参加一些与宗教有关的活动。有一次，司徒雷登前往纽约参加一个基督教团体的聚会，返回华盛顿的途中在火车上不幸中风，摔倒在厕所里。这一摔就摔成了半身不遂。

    20世纪50年代初，“麦卡锡主义”在美国大行其道，凡是与苏联、中国等共产党国家有过关系的人都受到监控和盘查，像有名的中国通费正清都受到围攻。司徒雷登是从中国回去的大使，当然也不能例外。

    傅海澜说:“麦卡锡的一个部下罗伊·科恩来到我们家，那人长得挺帅，但说起话来凶巴巴的。”科恩和傅泾波见了面，说了他来的两个目的，一是传司徒雷登“过审”，接受官方的当面质询，诸如出席听证会什么的；二是他们收到情报说，司徒雷登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，要求他交出在中国期间的日记。

    傅泾波以礼相待，但客气中给他一个软钉子。傅泾波说，司徒雷登由于半身不遂，已不怎么能说话。再者，行动不便，司徒雷登一般呆在二楼，很少下楼。他出去接受当面质询可以，但先得签一个书面协议:如果司徒雷登因出席听证会或其他质询时，病情出现异常或其他不可知的后果，美国政府必须承担一切责任。

    听到这个要求，科恩与他的同行者商量后表示，“过审”可以免了。接着又提到了日记，傅泾波说:“是吗，我怎么不晓得，那得问司徒雷登本人。”科恩只好悻悻地离开了。

    秘书夫妇视他为父

    司徒雷登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。他父亲是美国去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，所以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，从小说的是杭州话，11岁时被送回美国的弗吉尼亚州上学，直到大学毕业后又回中国传教。1919年~1946年间，司徒雷登在北京创办并担任燕京大学校务长27年，1946年，鉴于司徒雷登能说、能写中文，学生又遍及世界，其中有不少是国民党、共产党中的高官，美国政府任命他为驻中国大使。

    司徒雷登的儿子杰克也出生在北京，杰克后来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城市当了牧师，收入很低，没有能力照顾父亲。司徒雷登得病后惟一的指望就是傅泾波。傅海澜说:“我父母对司徒雷登完全像父亲一样看待，我们几个孩子一直用英文叫他‘爷爷’。”

    司徒雷登得病后，先在海军医院住了一段时间，后来还是回到了傅家。司徒雷登对康复治疗特别积极，所以半年后病情有所好转，可以用右手写字、吃饭，也可拄着拐杖上下楼，并从屋内走到院子里。傅泾波到美国后没找工作，也没做什么生意，基本上是围着司徒雷登转。俩人一天到晚不是写信，就是去散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