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击三大群体的“紧巴账” CPI数据构成遭质疑

　　上 涨　老百姓感觉物价高

　　今年以来，物价尤其是食品价格的快速上涨，让普通百姓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。记者在北京、上海、浙江分别探访“胡同族”、“白领族”和“打工族”，倾听了这些普通人的“紧巴账”。

　　北京家住北京市海淀区普惠南里的王奶奶今年70岁，老两口每月退休工资约2500元，还养着一个40多岁的智障女儿。因为菜价上涨，她每月买菜支出已由原来的550元左右涨到700元左右。为了省钱，她每天要早起到附近的华联超市排队买特价菜。“超市促销最便宜，比如白菜每斤只要0.48元，到早市就要0.6到0.7元。如果没特价菜，我就得多跑几个市场，比较后才买。”王奶奶还隔三差五让老伴坐40多分钟公交车到南四环附近的新发地批发市场买菜。

　　上海于永福在张江高科技园区一家企业做财务，夫妻月收入扣掉税和“四金”净到手约1.5万元。他们在上海中环以内租了一套40平方米的老房，每月房租2100元，今年涨了300元。夫妻俩中午吃饭都在单位食堂，家里就早晚两顿。原来一个月食品消费800多元，现在价格一涨至少得1200元，每月吃饭应酬也在800元以上。于永福上班地铁换公交，一天来回12元，妻子每天坐地铁8元，一个月交通支出约500元。此外，于永福每月给山东老家父母寄1000元，母亲今年生了场大病，扣掉社保还花费了3万多元，兄弟姐妹每家摊1万多元。

　　“再苦不能苦孩子。奶粉吃的是日本明治牌，198元一罐，搭配米粉每月得500多元；尿不湿用的‘花王’2元多一片，每月省着用也得600元。小孩要是有个头痛脑热，上一趟医院最低上百元。”于永福坐在书柜“横躺”而成的书桌前说。“原本打算攒个首付明年买房子，可是钱一毛一毛挣、一块一块地花，看来买房还是个梦。”

　　杭州走进从外地到杭州务工的闻小松租住的房子，可看到一家四口挤在30多平方米的空间中。36岁的闻小松近两年工资大幅提高，每月约3400元，可没有工作的妻子和双胞胎孩子都靠他养活。他向记者展示了自己的生活账本：尽管粮与油都是从农村老家带来的，除了盐其他调料都不买，可吃的方面每月还要花费1500元；孩子要营养，水果每月300元；包含水电的房租每月900元；煤气每月200元……“你看看，别的消费不要去想了，衣服也涨价，我和妻子今年没有买过一件衣服，鞋子穿我外甥的。”身上还穿着2003年结婚时衣服的闻小松说。

　　昆山台商李明贵说，本地物价跟台湾相比，除显著低于台北外，不管是餐饮等一般民生消费还是房价，同桃园、高雄等城市已基本看齐。“我家在高雄，市中心很新的精装修房，折合人民币每平方米11360元，跟昆山市中心差不多，而且昆山还是简装修甚至毛坯房。”

　　企 业　原料涨价快把利润挤没了

　　同样感受到“高价之痛”的还有部分企业。在长三角地区，原材料涨价、用工成本上升、资金成本高企给不少企业带来巨大压力。

　　上海新联纺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勤说，今年棉花价格暴涨让棉纺企业心惊肉跳，棉价每吨从2007年1.3万元跳升到今年10月的2.6万元，最高到3.3万元，企业根本不敢对外报价。与此对应，棉花的替代原料化纤价格也全面上涨，目前每吨已近2万元，比年初涨了近9000元。在上海，像新联纺这样的“大客户”，以往代工企业一般是不收订金的，现在要提前给30%至50%甚至全款，不然没人接单，企业的资金成本大幅上升。

　　“更长期的成本压力是工资上涨，每年15%至20%的涨幅让企业很难消化。”黄勤说。现在除对工艺要求较高的产品由公司在江苏昆山的工厂做，其它都外包出去。由于工资提高，合作伙伴也从江浙地区企业转向广西、安徽、重庆等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。近来外贸形势严峻而复杂，部分客户已经转向巴基斯坦、越南等周边国家。

　　昆山沪士电子公司主要生产印刷电路板，是思科、诺基亚、华为等公司的上游供货商，今年全年销售预计达到29亿元，比去年同期增加25%至30%，但毛利率下降不少。副总经理李明贵表示，印刷电路板的原料主要是沪铜基板、铜箔、铜球等，还用到少量黄金。今年国际金价突破1400美元/盎司，使得平均原材料成本上升20%。工人整体加薪15%，而且刚刚接到通知，明年开始社保基金缴纳水平要提高30%。

　　冶金工业规划院院长李新创表示，近年来铁矿石进口价格大涨，行业利润率仅2%多一点，不仅远低于贷款成本，甚至还不如存款利率，企业称是给铁矿石供应商和银行“打工”的。

　　落 差　CPI被“低估”观点在民间很有市场

　　记者采访发现，多个城市居民和企业对物价感受的“现实之痛”，远远高于CPI的“数据增长”，社会各界对于CPI构成是否科学的讨论也不断升温。专家认为，对CPI数据的普遍猜疑，将放大社会对通胀的恐慌，反而加剧了通胀上升的心理预期，从而加大管理通胀预期的难度。

　　尽管10月CPI数据已高达4.4%，但消费者普遍感觉，真实物价上涨幅度还要高于此。腾讯网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，截至11月14日，共有近20万网民参与调查，其中高达86%的投票者认为CPI数据和他们的消费感受不相符，物价涨幅远超CPI数据。中国社科院有学者利用自己的计算认为，在过去五年中，通过人为调整方式，CPI大约被系统低估了7%。虽然统计部门很快撰文对此反驳，但“低估”观点在民间依然很有市场。

　　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东亚区主任肖耿认为，近20年来，我国经济结构和消费方式都发生巨大变化，原来花很多钱吃饭，但住房不要钱；现在房价迅猛上升，教育、医疗支出迅速增加，理发、洗浴等社会服务价格也上升很快，其中不少都没有及时充分地反映到CPI中，导致社会普遍感觉数据失真。CPI的统计方法、样本选取、权重设置都有待修正。

　　据业内人士介绍，统计部门每5年会调整一次“商品篮子”，而每年则根据城乡居民12万户消费调查资料及相关资料调整一次权数。问题是，统计局并没有向社会公布CPI各项构成的权数调整情况及调整依据。正因为统计方法做不到公开、透明，CPI数据又与百姓切身感受差距很大，导致公众对CPI的真实准确性质疑不断。

　　不少专家认为，对CPI数据的普遍猜疑，容易放大社会对通胀的恐慌，进而加大管理通胀预期的难度。当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与主观感受不一致时，社会就会产生CPI被人为调低的结论。肖耿认为，CPI数据如果有偏差，而央行又依据CPI决定是否加息，可能会导致决策偏差。长期的低利率，容易造成资产泡沫，若等CPI数据显示“通胀”时再加息就来不及了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也有社科院专家指出，我国之所以对CPI数据构成以及通胀控制目标存在争议，归根结底在于没有建立全面系统的通胀指标体系，很多指标设定跟美国等发达国家“接轨”，但在具体权重上又有很大差别；在控制目标设定上，国际上之所以将3%的通胀率作为警戒线，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普遍只有2%至3%，通胀率接近增长率时已相当危险，必须采取紧缩政策。而我国经济增速常年保持在8%以上，3%的通胀警戒线不到经济增速的一半。因此，在科学、准确统计CPI数据的基础上，我国也可适当提高“通胀容忍度”。

（责任编辑：王思翔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