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少奇和同学们:每月生活费5.6元 省饭钱买书报

　　同年10月，刘少奇通过长沙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介绍，初次抵达申城，进入外国语学社。湖南籍的任弼时、萧劲光等，也很快前来参加学习。曹靖华的《关于上海外国语学社》回忆说:“我们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，地点是渔阳里6号。我同刘少奇、任弼时、萧劲光、蒋光慈(那时叫蒋侠僧)、王一飞等都是同班同学。那时，我们几十人在一个大教室上课。课外分成三个小组，即安徽、湖南、浙江等。刘少奇、任弼时等是湖南的，王一飞是浙江的。我是河南的，只我一个，不能成组，所以编入安徽小组。”这里的学员少时为二三十人，多时达五六十人，其中出现了不少优秀人才。

　　外国语学社的校舍，系一幢两楼两底的典型石库门房屋。刘少奇入学后，就知道该建筑物虽然外观平凡，其实很不寻常: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前夕，经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即吴廷康的筹划，这里便办起了由杨明斋主持的华俄通讯社(也称中俄通讯社)，随即向上海《民国日报》等供稿；没隔多久，此处又被作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，团章规定“正式团中央机关未组成时，以上海团机关代替中央职权”。当时，楼上为办公室和宿舍，楼下设了教室。许之桢的《关于渔阳里6号的活动情况》言及:“刘少奇、柯庆施住在楼上厢房。住在那里的人有的睡棕绷床，有的睡板床，也有的就睡地铺，帐子是不用的。楼上客堂也有铺位。刘少奇也在别的地方住过，有时与萧劲光住在一起。俞秀松、李启汉住在楼上厢房亭子间，并放有油印机。杨明斋住在楼上灶披亭子间，是华俄通讯社办公的地方，放有写字台一只，楼下中厢房是吃饭的地方。”随着人数的增加，原有宿舍越来越拥挤，刘少奇主动与部分学员在附近另觅住处。他们每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仅五元六角，经常五人包四人的饭分着吃，省下一份饭钱用于买书报等。

　　外国语学社除了提供外语教材，还把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汉俊翻译(新青年社出版)的《马克思〈资本论〉入门》、陈望道翻译(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)的《共产党宣言》作为必读书籍。据《周伯棣自传》记述，尽管经费极困难，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们的帮助下，这里筹建了图书室，“开办时，还靠沈雁冰捐了80元稿费才成立”。在授课老师中，教俄文的是杨明斋、库兹涅佐娃(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的夫人)；教法文、日文、英文的分别是李汉俊、李达、袁振英，均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。后库兹涅佐娃随丈夫回国，又聘老同盟会员王维祺之女王元龄(也是张作霖派驻苏俄公使李家鳌之外甥女，哈尔滨中东铁路公司女子商务学校毕业)教俄文，据《王元龄回忆外国语学社的情况》称:“我是1920年夏季从哈尔滨毕业的，7月份回上海。冬天杨明斋同志到我的地方来接洽。过了阴历年约2月份初春，我到这里来教书，未到大热天约阴历5月份就结束。”刘少奇和任弼时、萧劲光等都被安排在俄文班，他总是上课仔细听讲，课余用功温习。学员们一般半天上课、半天自修或做工，并经常进行政治学习，在每周参加一次报告会或演讲会。

　　外国语学社也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的场所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此吸收了20余名新团员。包惠僧的《党的“一大”前后》提到:“当时党的一些公开的或半公开的集会，如:李卜克内西、卢森堡纪念会，纪念五一劳动节、马克思诞辰、三八妇女节等集会都是在这里举行。”刘少奇和学员们一道，积极参加了各种革命活动；而且，曾深入到工厂，了解工人群众的疾苦，帮助建立基层工会组织。

　　刘少奇在外国语学社期间，经常抽空阅读《新青年》杂志、上海《民国日报》“觉悟”副刊、《时事新报》“学灯”副刊等，还借助词典为杨明斋主持的华俄通讯社翻译、校对文稿，配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《劳动界》周刊做收发、进行缮写。更可贵的是，他一直如饥似渴地学习《共产党宣言》等马克思主义著作。所以，萧劲光的《忆早期赴苏学习时的少奇同志》在谈外国语学社时说:“少奇同志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……几乎没有个人爱好，从不闲聊天，也不随便上街。我们不住在一起，但看见他的时候，多时在学习俄文、阅读《共产党宣言》、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。”

　　1921年春，刘少奇和任弼时、萧劲光等20余名学员先后离开外国语学社，分三批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(简称东方大学)中国班学习。同年冬，他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，并担任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委员。

　　由此可见，刘少奇早年是在外国语学社完成了思想上最重要的转化，确立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，踏上了革命道路；而这里新型的半工半读的学习方式，也为他在建国后提出“两种劳动制度、两种教育制度”奠定了理论基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