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棐卿与抵羊：曾向刘少奇面陈创建民族品牌之梦

　　宋棐卿留下了一篇《我的梦》。1949年4月21日，刘少奇视察天津，宋棐卿曾当面阐述他的梦，就是股东大众化、职工股东化、商店股东化、职工专门化、生活集体化和产品平民化

　　财经国家周刊报道 两羊相遇，羊角相抵，各不相让。背景为东、西半球，画面富有强烈的动感，其中东半球的那头“中国羊”略高一点，而且更有力一些，已占上风。这个“抵羊”商标一经面世，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　　1932年4月，经过两年的筹建，当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投产时，宋棐卿曾为毛线品牌的名称而苦思冥想。当时，中国的毛线市场几乎是外国品牌的天下，知名的如英商的“蜜蜂”、日商的“麻雀”等，所以有员工建议叫“老鹰”、“神雀”的，有人建议干脆叫“抵洋”，抵制洋货的意思。宋棐卿虽然觉得不错，担心引起麻烦，因此放弃。但创建自己的民族品牌、抵制洋货却是他的初衷，这个名称因此在宋棐卿的心中反复出现，直到家乡山东农村两羊相抵的景象浮现出来。抵羊，抵洋，名为抵羊，实为抵洋。羊毛又是主要原料，以“抵羊”为商标，十分贴切，由此确定“抵羊”为商标。

　　国人资本，国人制造

　　在当年天津繁华的“东北角”，远远就可以看见三丈多高的大灯箱，“抵羊”、“东亚”、“国人资本，国人制造”，红字白底，非常醒目。夜幕降临，灯光亮起，更是扎眼。在同样繁华的天津南市，宋则久开创的天津国货售品所楼顶上，“抵羊毛线，东亚国货”的霓虹灯也在夜夜闪烁。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的楼顶上，甚至设计了两羊相抵的活动霓虹灯广告。1932年，“东亚”生产毛线不过15万磅。1933年，就猛增到75万磅。

　　1932年底，“东亚”毛线的代理商遍布全国各地，有650多家，并且销往东南亚许多国家。经销商的门前纷纷竖起“抵羊”的广告牌，“抵羊”毛线随之走进千家万户。

　　也是这一年11月，上海一家代理外商毛线品牌的洋行突然发难，造谣说“抵羊”毛线名为国货，实际上是日货假冒，“东亚”有日本股份等。宋棐卿奋起反击，聘请律师，12月2日在上海各大报刊出“为抵羊牌毛线悬赏万元反证国货声明”，如能拿出证据证明“抵羊”毛线是日货假冒的，奖大洋一万元，否则要诉诸法律。此事最终以这家洋行登报公开道歉、赔偿而了结。

　　一波才平，又起一波。1934年，天津义祥和毛纺厂挖走“东亚”的大批技术与经营人员，生产廉价的“飞艇”毛线，要与“东亚”一争高低，如果以优质的“抵羊”应战，“东亚”就会吃亏，所以他们推出一个新的“高射炮”牌，同样以低价保本与“飞艇”角逐，“高射炮打飞艇”的广告攻势之下，祥和毛纺厂愿意合并到“东亚”，成为它的一个分厂，这是“东亚”扩张之初。为防有人仿冒“抵羊”商标，“东亚”又相继推出“双羊”、“群羊”、“三羊”、“三羊开泰”、“苏武牧羊”等与“羊”相关的商标。

　　1934年3月1日，东亚公司创办《方舟月刊》，这个刊名显然是从基督教诺亚方舟的故事中来的，这份家政杂志的主要读者对象是有一定文化的女性，主要栏目有父母之道、夫妇之道、家事研讨、闲话妇女、儿童园地，还有摄影、漫画、工艺、文艺、新闻、常识等。宋棐卿在杂志上发表过有关家庭问题的小品文，也发表过白话诗。工艺栏经常发表毛线编织图案和技术，还附上毛线样品，每期发行一万两千册的“方舟”，载着“抵羊”毛线悄无声息地进入许多女性的脑海里。

　　1935年，“东亚”毛线的销量达到120万磅，占据了国内毛线市场的87%。宋棐卿又买下40亩地、投入近百万元建造新厂。一年后竣工的“东亚”新厂房，现代化的车间、办公楼、员工宿舍、食堂、礼堂、乃至运动场等一应齐全，硬件设施在当时天津的企业界居于领先地位。新落成的工厂大楼前，汉白玉的“抵羊”雕塑成为东亚公司的象征。宋棐卿还专门请人刻了“抵羊”汉白玉雕塑，摆放在办公桌上。此时的“东亚”拥有3个厂，两千多工人，年产毛线145万磅，光是这一年的净利润就有18万银元。

　　1936年9月，《大公报》对东亚公司的成长史和当时的兴旺做了连续报道，“该厂工作情形，极为努力，到处生气勃勃，正可代表我国一有希望之新兴工业。”这是“东亚”的黄金时代，这一年宋棐卿只有37岁。1937年，“东亚”毛线销量超过200万磅。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一切，“东亚”留在天津沦陷区，苦苦挣扎，终于熬到日本投降。

　　不怕股东小，就怕股东少

　　在老员工的记忆中，“东亚”初创时，总经理“浑身是羊毛，满身都是羊膻味”。宋棐卿整天在羊毛堆里钻进钻出，一连多日吃住在工厂，用秒表掐时间，计算毛线生产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。他太太晚年还对女儿们说，那几年她们的父亲就像一架加速运转的机器，总是一头扎在厂房里，扎在骚臭的羊毛堆里。

　　但仅靠他一个人，“东亚”事业当然做不大，宋棐卿深知，办企业首重人才，在技术方面，他聘请章汉文、张振之、王启承、王绍曾、马师尚、孙金鸣等一大批技术上各有专长的工程师、教授，其中许多从日本留学归国，拥有博士学位;在管理方面有叶进荣、陈同度等博士，既懂商业理论又懂销售的赵锡田被聘为营业部主任，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储揖唐担任了广告部主任。他给这些技术和经营人才不仅安排了高级公寓，还有名厨掌勺的小食堂，保障他们过上优厚的生活。据说，他给自己的工资只有100元大洋，却给章汉文400元。

　　在天津实业界，“东亚”管理层和技术工人待遇之优厚令人称羡。而宋棐卿自己一家曾多年住在一处租来的平房里。他女儿允璋回忆，“我们家没有汽车，只有一辆三轮车。父亲上班一般是步行，有时有紧要的事情才坐公司的汽车。我们几个孩子中年龄小的才坐三轮车，年龄稍大的都是骑自行车去上学。母亲，如果没有需要她代表东亚公司去出席的活动，也不准坐公司的汽车。大姐允瑞还记得，父亲和母亲去看朋友，父亲连三轮车也不让坐。”当日本籍的清水牧师得知他住的是租来的房子时，激动地跪在他面前说：“我小看你了，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你这么大的一个实业家，还租房子住。”

　　“文革”前出版的中篇小说《文明地狱》对“东亚”和宋棐卿是持否定态度的，以文学笔法指控“东亚”当年的员工如同“富家的丫环，小家的碧玉，皇帝驾前的侍卫，戏台上的明星”。用意本来是讽刺、抨击“东亚”，从另一面来看，却也可以说明“东亚”员工在企业的地位和他们的精气神儿。天津市民中那时流传，“一看穿戴和 精神头儿 ，就知道是在 东亚 做事的。”女工陈秀文78岁时忆起当年“东亚”人在天津的地位，仍充满了自豪感：“当时搞对象的一听是 东亚 的，都削尖脑袋往里钻。外面一般不喜欢工人，但是如果是 东亚 的工人就要高看一眼。因为大家都知道 东亚 出来的人有教养，一般挣钱也多。”

　　1947年，在庆祝“东亚”十五周年时，宋棐卿在《纪念特刊》上撰文说，本公司惨淡经营十五年，历经艰难，终于挣扎到今天，“乃因创办人与全体工作人员，以及各界友好同具有中心信念，即欲为国家建设新毛织工业与洋货抗衡，以杜绝漏卮也。”他所说与全体工作人员、各界友好的合作并不是漂亮的空话，而是“东亚”成长的真正奥秘。“不怕股东小，就怕股东少”是他的一句著名口号，“东亚”股东最多时达到一万多户，就是他这一理念的具体实现。他为《天津东亚毛呢纺织有限公司征求实业救国同志运动周年纪念特刊》写的“卷首语”说：“ 各国商战新法层出不穷，倾销政策，尤为可怕。挽利权，厚国力，良为当今要举之一。敝公司有鉴于此，深愿联合实业同志，作大规模之国产运动，故有股本开放，征求百元入股之举，不在资多，而求人众，不以物聚，而以心聚。望我同胞，本振导国货之心，谋实业救国之举，速起加入， ”小额股东，集腋成裘，不起眼的游资，如涓涓细流汇入“东亚”，成就了“东亚”的事业。

　　红卫兵在“文革”中得到一份“东亚”资本家的名单，整整贴满了临马路的一面院墙，其中很多人只是1949年以前持有“东亚”股份的老工人。实行劳资互惠，是他的“四大主义”之一，他倡导“劳方就是资方”，也确实在“东亚”推行了“劳资合作”，给员工实行发放记名股票。每当年终分花红时，凡花红满一百元以上的员工，一半发现款，一半发放股票。在“东亚”工作三年以上的员工几乎都是股东。不仅员工可以成为股东，代理商可以成为股东，就连老顾客也因为购物达到一定额度可以得到赠送的记名股票，成为股东。他以“完全国人资本”为骄傲，也以“劳资合美”、“东亚员工爱护东亚为骄傲”，这一切在《东亚厂歌》、《东亚公司进行曲》中都有体现。

　　军事纪律，基督精神

　　“军事纪律，基督精神”，这是“东亚”大食堂墙上迎面用黑漆书写中英文对照的八个大字。“不要受人的服事，乃是要服事人。”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这是耶稣的圣训和“东亚”的厂训，在“东亚”厂房的墙上都可以看见。人手一份的《东亚铭》从公司的厂训、主义到做事、为人的准则，都是一些精选的格言，单幅印刷，挂在每个办公室、每个正式员工的家里。

　　宋棐卿是个基督徒，曾在燕京大学求学，他把基督教的理念和中国文化糅合在一块，融入到企业的经营管理当中，铸造出了独特的企业文化 “东亚精神”或“东亚文化”。“东亚”对职工的精神训练、技术训练、规则训练都很重视，以《圣经》中强调的信、望、爱三个字来培养职工对公司的态度。信就是对公司应有信心，望就是对公司应抱希望，爱就是对公司应具爱心。他曾经发表文章说：“企业主不要只想当家长，要把企业作为社会一样来管理，要使员工对企业有所指望。”在他倡导之下，“东亚”的社团很活跃，不仅有基督教团契、公教信友协进会，还有剧团、球队、合唱团、国术学社、学术研究会等。

　　他后来聘请留美心理学博士、基督徒何清儒，专门抓“东亚”的企业文化建设和员工教育，编写了训练讲义《东亚精神》，分甲、乙本，分别针对职员和工人，每天上班前十五分钟，各车间员工都要听“东亚精神”宣讲。老工人陈秀文记得：“大家排好队向厂旗敬礼，还有个班长负责带头，就跟学校似的，然后有人讲话，听讲话还要记笔记，完了还有考试。考得好还有奖。”

　　《东亚精神》的甲种本主要分理想的职员、成功的职员两大部分，分53个讲题，有的讲题的内容非常详尽，比如“增加工作效率”一讲，分为四个小节，什么叫做效率?为什么要增加效率?怎样增加工作效率?增加效率的基本条件等，每个小节又条分缕析。

　　自从新厂建成，宋棐卿在全体职员每月一次的“同仁聚餐会”之外，又举行全体员工的聚餐活动，没有容纳两千人的场所，于是分批进行，每批150人左右。他女儿回忆，每当聚餐时，他带着中高层职员给工友们充当服务生。几十年后回国，还有“东亚”的老员工告诉她们姐妹，轮到他当服务生时，也戴上围裙，手上搭着白抹布，手托装了馒头的木盘对大家说：“我们几个笨手笨脚，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，请大家多包涵。不过，今天有个例外，愿意发脾气的请随意，只要不打人，摔碟子打碗不算犯厂规。今天大家敞开肚皮吃好吃饱，哪位要馒头，请吩咐。”总有工友们和他开玩笑地叫道：“伙计，上馒头。”他就会笑嘻嘻大声应着：“好嘞!”一路小跑着送去馒头，于是大家哄堂大笑。这样的劳资关系中传达的正是他所理解的“爱”。

　　他在内部刊物《东亚声》双周刊上发表的讲话《做人的真精神》：“ 无论什么事，凡是有爱的精神的必是善：事与可以举办的事，无论什么工作，只要以爱的精神去做，一定可以做好。无论哪种生活习惯，只要是本着爱的意义而养成的，一定是有益的。”他解释说，“我们的厂训 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 ，也就是基督所教诲的 爱人如己 的意思。”

　　宋棐卿的梦也是和他对爱的理解交织在一起的，他留下了一篇《我的梦》，1949年4月21日，刘少奇视察天津，他也曾当面阐述过这个梦。他的梦是股东大众化、职工股东化、商店股东化、职工专门化、生活集体化和产品平民化，他要建成十家大工厂，可容两万职工，不仅要办毛纺厂、麻纺厂、人造丝厂、化学厂、纸厂、铁工厂、印刷厂，还要办银行保险公司、办山场、办职业学校、办刊物。1950年5月，当他与大陆诀别，“我的梦”也就成了永远的梦。 (文/傅国涌 作者为近代史学者，现居杭州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