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加藤嘉一”这四个字就是我的品牌

　　他被称为“中国通”、“现代遣唐使”、“日本的韩寒”，以及“未来中日关系的一个大人物”;他在中国学界如鱼得水，专栏作家、主持人、同声传译、跨国谈判……他与众多政界高官结友，针砭时弊。他是1984年出生在日本伊豆的日本青年加藤嘉一。

　　9月11日，加藤嘉一携新书《中国，我误解你了吗?》来到重庆做宣传。在西西弗书店的咖啡厅，这位日本“愤青”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。他用流利得甚至带点京片子的中文，对当下局势侃侃而谈，从教育、医疗，说到自己即将参加的悉尼国际马拉松比赛……可当粉丝们大呼“加藤好帅!”的时候，他竟羞得连忙低下了头。

　　“我其实很内向的，总觉得自己有很多不足。”他不好意思地说。

　　一个高调的“现代遣唐使”

　　下午两点整，没有早一分，也没有晚一分，加藤嘉一准时出现在约定的地点。他递上一张名片，恭敬地点点头，“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，我都会坦诚地回答。”

　　短发、大眼，粉色衬衣配上1米85的身高，面前的加藤嘉一一点不像个犀利的时评者，反倒像从偶像剧中走出来的少年。

　　当天上午，他在重庆大学举办了一场讲座。问及情况如何，他立马激动地打开了话匣子。“这几天，中日间刚发生撞船事件，我以为很敏感，在门口大量保安会保护我，结果很顺利!”

　　他当然也难逃学生们对敏感话题的追问，比如，中国台湾问题、靖国神社、钓鱼岛……“每个问题，我都豪不回避地做了解答，一个都没有错过。”他自信地摆摆手，语调也升高了一些。

　　加藤嘉一，家境贫寒。他送过报、当过模特和长跑运动员。18岁那年，带着一身反骨，放弃东京大学读书的机会，只身来到北京。不会中文，没有一个中国朋友，“连人民币都不知道长什么样子”。

　　加藤在华留学期间，正直中日关系波动最大的时期。接二连三的“情绪化事件”为他的留学生涯带来了影响，也提供了无限的可能。他开始用“第三只眼”观察中国，并试图解除“两国之间越来越多的误解”。

　　加藤在中国媒体第一次的公开亮相是2004年“3·19台湾岛枪击案”的第二天。当时，日本大使来北大演讲，对于人们的提问闭口不谈。这位青涩的日本少年却有胆量在人群中，用汉语大声表态：“大使先生，我是日本留学生，我认为您这样回避问题是不对的，您应该好好回答!”演讲结束后大使对他说，你的做法我不能认同，但我看到了你的努力。

　　随后在2005年到2008年，他作客《一虎一席谈》、《锵锵三人行》、在凤凰网、FT中文网开博、在《南方周末》、《新京报》、《vista看天下》多家报刊、杂志等开设专栏……仅仅是2009年，他就接受了中外媒体的300多场采访，发表了200多篇文章。

　　从出租车、地铁、校园、恋爱，到教育、卫生、外交……几乎没有他不能涉猎的话题。“学前教育决定中国未来”、“国进民退难以阻挡”、“富士康工厂模式不适合中国人”……他以一个“外国人”的角度，不厌其烦地观察、记录着中国。以至于凡是出来什么新事件，人们会立即点开他的博客，看看这位日本人又说了些什么。

　　“18岁之前，我的理想是在联合国工作，没想到来到中国一切都变了。”是的，这位聪明的年轻人已开始觉察到自己意义重大，并毫无保留地公布自己的政治“野心”———“我将在40岁以后在日本竞选从政。”他坚定地说。

　　今年5月，加藤去了趟西安。登上古城墙，他忍不住拿出专业运动员的姿态，一圈一圈，迎风跑了起来。“那一次被奔跑，心情特别复杂。”加藤严肃地说，“我努力想象着我的前辈，那些被称为‘遣唐使’的人，是以怎样的心态来到中国的?而我，又会做到和他们一样好吗?”

　　答案似乎并不复杂，至少，这位年轻人已经做好尽可能成功的准备———“我就是要在中日关系的过程中扮演来自民间的、桥梁的角色。许多外交官员不方便说的，就让我来说吧;有些外交官员不方便做的，就让我来做吧!”

　　对话1

　　感谢中国给我“被误解”的机会

　　记者：你有很多身份：策划人、主持人、媒体评论员、专栏作家、同声传译者……更多的是关于中国的一些称谓，比如“中国通”、“遣唐使”、“中国的韩寒”……这些身份中，你最认同的是什么?

　　加藤嘉一：这些标签都不是我主动说的，不过也无所谓。如果硬要说的话，媒体人和青年学者、专栏作家是我比较认同的。其实，我最在乎的就是希望中国朋友听到、并记住我的名字———加藤嘉一。这对我来说至关重要，这四个字就是我的品牌。

　　记者：你是媒体曝光率最高的在华日本人，你认为是什么造就了你频繁发言的机会?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在中国会如此的火?

　　加藤嘉一：因为我正好遇到了一个言论开放、飞速发展、不断变化的中国。这个时候中国特别需要聆听外界的声音。同时，这些年来，中日关系也在一个矛盾与低谷期，这正为一个年轻的、中文流利的日本年轻学者提供了一个平台。可以说，我是这个大时代的受益者，是这个大时代成就了我。

　　记者：来中国之后，改变得最多的地方是什么?

　　加藤嘉一：中国让我更自信了。如果这7年是在日本或者其他国家，我可能在大企业或者政府部门工作，也不错。但不会靠自己的魅力与魄力去提高自己，不会用“加藤嘉一”这个名字，发出自己的声音，树立自己的品牌。

　　记者： 新书起名《中国，我误解你了吗?》，你来中国已7年了，为什么还会发出“误解”的疑问?

　　加藤嘉一：很多时候，越来越多的矛盾与不解是来自越来越多的交流。7年前，当我第一次乘飞机到达首都机场，对中国一无所知。没有理解，更没有误解。这就像两夫妻一样，在新婚时期几乎没有争吵，但对彼此的了解的加深，会发现更多的问题和误解。现在，中国和日本，已经从简单的一衣带水走到相互依存的关系。中日都需要时间了解彼此，消除误解。同时，我也要感谢中国给我误解的机会，也感谢中国人给我被误解的机会!

　　记者：你喜欢中国吗?

　　加藤嘉一：我从来没有站在喜不喜欢的角度来看待中国。对我来说，中国是一个重要的交往对象。

　　对话2

　　记者：你写了大量社会热点和内政外交方面的评论文章，作为一个外国人，你怎么在写作的时候保持平衡，把握自己的度?

　　加藤嘉一：首先，作为一个外国学者，我必须发出与中国学者不同的声音，用第三只眼来看中国，注重细节。如果都是一样的视点，那就没有意思了。第二，虽然站在不同的角度，我也必须尊重中国读者的阅读和思考习惯。我喜欢走中庸而温和的路线，琢磨遣词造句。比如，在批评的时候，先说，“你们在这方面获得了成就，但是……”这样的句子。第三，就是看《人民日报》。我不断模仿，甚至背诵。这有几个目的，增加词汇量、了解尺度和国情气候，以及当下语境。同时，这对我来说，也是一种自保。

　　记者：你在写作硕士论文《网络民族主义对中国对日政策的影响》期间，采访过30多位外交部、统战部、中宣部、公安部甚至总参的官员。这些采访困难吗，你怎么做到的?

　　加藤嘉一：这些都是我平时积累起来的人脉。这些年来，我通过文字、电视节目、各种文化节于活动已渐渐树立起自己的品牌。我喜欢观察细节，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机会，无论是聊天还是偶遇，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会很有魄力。

　　此外，论文里，所有官员的名字我都没有提及，我们之间达成了信任。同时，他们也想通过我了解外界是如何看待中国的，这样的彼此信任也是一种互动。我会通过不断地沟通取得对方的信赖。因为匿名，我会开门见山地要求他们说真话，而他们对我也是有期待的。

　　记者：你在中国各地进行采访、考察，在遇到麻烦的时候一般怎样解决?

　　加藤嘉一：我是一名运动员，有一双热爱奔跑的腿，而且永远停不下来。2007年，我曾到贵州平困山区调研。那段时间，国家教育部正好免除了农村义务教育的书杂费。但我躲避陪同官员，偷偷去向当地的老师、学生了解到不一样的情况。当时，我的知名度还不是很高，在联系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。但我多次与官方打交道，告诉他们，我来这里，不是威胁，是化解。我清楚地意识到，日本人这个身份，是我的优势也是我的劣势。如何合理的利用它，是解决问题的关键。现在，随着知名度的提高，我的各种考察基本没有什么障碍了。而且，他们也知道拒绝采访意味着什么。

　　记者：接下来，有什么打算吗?

　　加藤嘉一：重庆之后，还有几个城市要走，同时，正在积极备战9月19日的悉尼国际马拉松比赛。

　　记者：你的工作如此繁忙，如果结婚了，期望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?

　　加藤嘉一：我希望我的妻子温柔贤惠，回家后，我不想再讨论政治问题，而需要安慰。我其实挺不自信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