政府“派红包”避免尴尬：东莞可学习香港经验

　　东莞最初估计受惠人数是12.2万人，但目前来看最后总的财政支出可能达到原计划的3倍左右,为3.5亿元。尽管比起当地每年500多亿元的财政收入，这样的支出增加是“毛毛雨”，但还是暴露了一些问题：一是由于我国还缺乏对公民收入的全面精细化统计，基层政府更难于操作和统计，而不少民众也存在吃大锅饭的心理；二是一些基层官员要么因身处熟人社会不愿得罪人，要么为了多为地方民众争取补贴，采取多上报人数的办法，有的地方甚至超过户籍居民总人数的62%；三是由于我国富有社会责任感和自律精神的中产阶层尚未成型，一些城乡富裕阶层人士也堂而皇之地向政府要补贴，而他们往往在地方很有势力，基层干部轻易不敢得罪，很容易成为监管的“漏网之鱼”。

　　其实，无论内地还是香港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都有存在，即使像香港这样人人都有强制公积金账户的地区。他们如何克服信息不对称瓶颈？一是全面系统的调查：香港总人口约700万左右，但为了此次派红包，积金局现正搜集超过500万个户口(包括235万个雇员及自雇人士)的数据，并加以核实、整合及作出中央数据配对等工作。积金局预料全港有170万人受惠。

　　即使如此，也难免有人浑水摸鱼，于是相关制度设计了第二道防线：严厉的事后惩罚制度。积金局提醒所有雇员，切勿以身试法，虚报资料，一旦被发现最高罚款10万元及监禁1年。为了6000元而冒罚款十几倍以及一年自由刑的危险，民众大都不会以身试法。

　　内地很多政策，往往注重的是“事前审核”而不注重“事后惩戒”，结果即使发现弄虚作假者，也往往只是追缴不当得利了事。违法成本太小，导致很多人铤而走险，乃至于“开着宝马领低保”一类的新闻在内地屡见不鲜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一些地方看起来严密的事前审核和事后复查，也往往流于形式。因为如果过于依赖政府机构自身的层层上报，越到上层，就越只能依赖材料，信息不对称问题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。在审核和把关中，一些基层政府的信息优势某种程度上却变成了“权力优势”，它往往就是决定者、把关者和复查者；而越到下层，熟人社会的特征越明显，漏网乃至腐败的问题便容易发生。

　　香港积金局在收入调查上看样子是亲历亲为，不依赖下面的一级级政府机构，就有效地突破了熟人社会和腐败关系网的制约，使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变得详实又可靠。这方面，我们是否也可以认真地向他们学习呢？如果某一级政府或部门人手有限，完全可以将调查工作委托给有公信力的专业调查公司，先由民众自行上报，然后再由专业咨询调查公司深入社区调查，再辅以严厉的法律问责措施，信息的失真度当能控制到最小，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政策意图。